讓我們看看陳文茜所代表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所謂戰後嬰兒潮，成因是戰後人口減少、百廢待舉，人們的生育計畫會變得非常積極樂觀；也就是說，經濟開始爆發性轉強的時候，人們對於未來的樂觀態度就會很自然地反映在生育率上。台灣這群出生於四、五零年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20、30歲的時候正值1980年代經濟大爆發的時期，所謂「台灣錢淹腳目」。但這種從貧窮開始邁向富裕的經濟大爆發並不是一種循環性的現象，以現代國家而言，每個國家幾乎就只有一次機會、只有一、兩個世代的人能享受這份異常豐美的饗宴。

讓我們再看看由柏克希爾哈薩維所代表的1976年嬰兒潮世代。台灣這群出生於七、八零年代的「後1976世代」的誕生，與戰後嬰兒潮世代正值豐收期有極大關聯。「戰後嬰兒潮世代」其實就是「後1976世代」的父母輩，當他們開始發現物質生活的富裕足以讓他們多生幾個小孩子的時候，便造就了人口超過300萬的後1976世代；而這群人口龐大的後1976世代，從小到大幾乎過著比父母輩強上數倍的物質生活，其強大的消費力正是接下來八、九零年代內需成長的主要動能。但後1976世代終究會長大、終究會從完全的資源消費者轉變成勞動力。

這段時間恰逢民主改革，也是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時期。當時的教育政策大幅度轉向，大幅降低大學門檻，並且鼓勵延長受教育的時期，十年之間，每年入學的大學生數量成長五成、碩士生與博士生則幾乎翻倍（請參考〈台灣教育商品化或教育服務化？〉）。這群人口龐大的後1976世代出社會的時間比過去大幅遞延將近3年甚至5年以上，因此幾乎是以金融海嘯的2008年為界線，釋出大量就業人口。同時間，台灣經濟也開始停滯了下來。

在工作機會需求減少、求職人口增加的時候，就業市場非常快速地變成買方市場，也就形成了目前看到的工資不漲、失業率攀高的情形。至於像陳方隅大力抨擊的派遣工現象，其實並不光是台灣獨有，在日本也相當嚴重。這個現象基本上一樣容易發生在買方市場，同時政府對雇用、解雇、最低薪資等限制越多時，就越容易促使企業聘僱派遣工與臨時工。當我們企圖在買方市場下設限以保護勞工，卻完全無視最基本的供需原則時，這些限制就會把原本的低工資問題轉變成派遣工問題。一個標準的大禹治水的例子。以為拉高堤防（政策限制）就能解決一地的水患（低工資），卻反而使大水蔓延到另一地（派遣工）。

那麼，真正的問題就出在台灣經濟為什麼會停滯。請容我以簡單的譬喻解釋台灣經濟停滯現象。經濟表現就像是考試分數，考完了之後要排名次，名次比分數來得更加重要。台灣過去就像是從40、50分的學生，成績突飛猛進飆上80分，同時名次也大幅拉高到20名左右。但也就像是考試一樣，每個人都有其天賦帶來的極限，有些人是95分、有些人是80分、有些人是60分，而台灣的極限看起來就是80分，因此再怎麼努力也爬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