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學生，國中到高中這六年，一切身不由己，並且被嚴格控管。在排課制之下，課程或老師都是學校排定，沒得選擇。無論喜不喜歡這個科目，服不服氣這個老師，都得上這門課，接受老師的評價和指揮。

原來在美國的中學，出了各科目教室，他們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們不被框限在特定的空間中，空堂就可以運動、讀書、思考，甚至去做實驗。他們不必坐在特定座位，任何課外活動都是自願參加、找朋友組隊報名，而不是被迫以班級單位參加。他們沒有導師替他們決定增加小考、延遲回家，並為他們日後的升學成果或人生成就負責。

而台灣學生，在各科目課程之外的一切時間與行動，還有一個人叫導師來負責管理。決定我們什麼時候下課，督促我們參加以班級為單位的比賽（所以假日要到校練習），督促我們為了人生的前程認真讀書，甚至決定我們的屁股要坐在哪一個座位上，時時刻刻每一天。

不經過這番比較，我們不能理解台灣的中學生比美國多受了多少壓抑。如果老師的教學不合適、不得到學生認同，學生無法透過選擇迴避化解 。也因為無法選擇，所以當老師和學生出現對立時，可能更加嚴重和尖銳，例如出現學生透過媒體、政治來對付老師等現象。整個青少年時代，學生對自己的學習、交友、說話、表達、時間安排，都極少機會發展自主性。

教育是為了學習運用自由，或學習受接受壓抑？

對，就是自主性。大量的台灣學生，小學不可能發展自主性，國中壓抑自主性，高中繼續壓抑自主性，甚至，許多學生下課後繼續補習，甚至上大學之後繼續被大量必修課壓抑自主性。於是，我們發現學生們大學畢業後對人生沒主張沒看法，我們就痛心地指責他們為什麼沒有自主性。

姑且不算大學、兵役歷程，往往繼續加深「順從權威」的經驗，國中與高中這六年，青少年重要的人格發展養成階段之中，學生（特別是其中善良的、自我期許高的）接受了這麼漫長、完整、厚重的服從教育之以，「依順權威」這樣的態度被刻在心底，帶到職場，終其一生反射性地不敢對抗權力、下意識地依順權威，毫不令人意外。

班級制、排課制，導師制，這三件事環環相扣，互相造成彼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這件事不僅壓抑學生，也是對老師的折磨與耗損。對各科任老師來說，在《台灣人的穿衣品味這麼差，都怪當年學校犧牲了美術課？》一文中，我討論了無法選課，會使老師無法找到適合、認同他的教學特色的學生。

對導師來說，我認識很有教學熱忱與良知的老師，已經或多或少意識到體制的缺失問題：他們傾注大量心血與力量，讓學生接受現實（失去自由），配合規則（不暴走作亂），運用各種技巧，讓學生比較不痛苦地蹲在牢籠，時時刻刻接受合理或不合理的規範指令－－這適合用以教育僕役與順民，卻不利於教育自主、自立、創造力的自由人。

和黛安深談了美國與台灣中學教育體制的差距，我有一個很深、很深、很深的感觸：

失去自由是犯法作惡應該付出的代價，不該是學習成長必要付出的代價。教育應該是學習如何善用自由，而不是學習如何習慣於失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