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來回回互不相讓，最後我方讓步了，畢竟這是詹姆斯‧卡麥隆的電影，他很輕易就勝出，不按他的方式，他就乾脆不放。我不得不依他，至少這是一個機會，我很清楚，這首歌會造成轟動。現在回想，我必須承認，詹姆斯‧卡麥隆的決定百分之百正確，這首歌放在電影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恰當，如此催淚的歌一定要放在最後。當我走出完整版的試映會會場時，就已經知道，這首歌會比我原先想的還要轟動。
我們決定把全部的籌碼押下去。
當時，席琳正在錄製一張錄音室專輯，叫做《Let’s Talk about Love》，發行的時程與《鐵達尼號》原聲帶發行的時間相同。我們請華特亞方以霍納編的曲加上席琳先前錄製的原聲，製作成〈My Heart Will Go On〉，將這首歌放進專輯當中，如此一來，這首歌便會同時出現在兩張專輯當中。我的想法是，在同一天發行兩張專輯，時間訂在1997年11月18日。
公司裡大部分的人都質疑我的做法，他們說：「湯米，你在搞什麼鬼？兩張專輯會互相殘殺，你難道不知道？」
我的回答是：「不會，這部電影勢必賣座，兩張唱片的聽眾群不一樣。」
有一件事情他們並不知道，我擔任索尼音樂全球董事長已經4年，全球營運已歸我掌控，國際業務各自為政的情況已不復存在，公司的營運狀況與過去大不相同。過去的情況是，先在英國、法國或德國先發行看看，再試試比利時，然後亞洲……。今天，公司已經可以統一作業，同步執行同一策略與行銷作業，我們想在全世界發行一張專輯時，不再有內部障礙需要排除。
現在，我們已經準備好發動行銷海嘯，而且我們的史詩唱片總裁寶麗‧安東尼（Polly Anthony），絕對有辦法讓史詩的全體員工動起來，一同幫助席琳成功。我們的競爭者常想不通，為什麼我們的全球暢銷曲只賣五百萬張，索尼的暢銷曲卻能賣出兩千萬張？我們不是在變魔術，一切都是刻意設計的成果，《鐵達尼號》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短短的12個月期間，《Let’s Talk about Love》便賣出3千萬張，而且在全球各地都高居排行榜的第一名，在此同時，電影原聲帶也賣出超過3千萬張。更重要的是，〈My Heart Will Go On〉在隔年贏得「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獎」，並且抱回四座葛萊美獎。從營收的角度來看，兩張專輯共賣出6千萬張，為索尼音樂帶來10億美元的營收，而且是單一歌手所創下的紀錄。以今天的音樂產業現況來說，要有這樣的成就幾乎是不可能了。
1997年的後半年，是我們大豐收的一段時間。席琳的兩張專輯持續熱賣，巴布‧狄倫的《Time out of Mind》就像畢卡索的畫作一樣，事實上，是畢卡索的畫作提醒了世人，畢卡索具有多麼驚人的魔力。在隔年的葛萊美獎派對中，我開開心心地不斷重播狄倫上台領取年度專輯獎的畫面。只是，我們沒有多餘時間站在原處觀看公司的精彩回顧，若不繼續向前走，就只能被遠遠地拋在後頭。
唱片公司的成功是有週期性的，因此，社會大眾在1993年看到、聽到的歌手，極可能是自1990年以來便已簽下並培養的歌手，而1997年底所發生的一切，往往在1994年便已經開始醞釀。每隔幾年，在創造力與暢銷歌曲大量爆發過之後，緊接在後的，是過渡期的靜滯與沈寂，但是，這絕對不代表公司完蛋了，這只是過渡，在這個我們稱之為「音樂」的美麗行業中，這絕對是成長的一部份。有了這個體認，你就知道，這種過渡性的沈寂必須以正向的態度應對，以培養大量歌手的做法，來接手下一個全新的階段。
席琳‧狄翁
雷尼和湯米費了一番唇舌，才說動我唱〈My Heart Will Go On〉，現在回頭看，我很高興他們這麼做。歌手免不了要面對這種重大的決定，此時，你就必須信任在這方面有專業判斷的人。
我還記得錄音那一天的情景，原本只是錄一卷試聽帶，我飛到紐約時，其實並沒有做好準備，聲音、情緒和身體，都還沒有準備好。但是我想，只是錄一捲試聽帶而已，當時，他們還沒有準備好要正式錄音，我想，我大概是錄個兩趟，看看音調和旋律可不可以再說。
因此，我決定喝一杯黑咖啡，加糖，而我在正式錄音時是從不喝黑咖啡的，咖啡會影響我唱顫音，咖啡因也可能讓我情緒過於高亢，至少對我是這樣。
就這樣，我在飛機上喝了一杯黑咖啡，下了飛機，我又喝了一杯。有什麼關係呢？只是錄個試聽帶罷了。
我進到錄音室，還有其他人，然後我開始唱。
那一天，我所所錄下的這首歌，便是你一直以來從收音機上聽到的版本，有黑咖啡和糖的味道。
蜜雪兒‧安東尼
沒錯，我也參加了那一次《鐵達尼號》的試映會，而且我必須承認，我們當中有一些人並不喜歡這部電影。接著湯米走了過來，他說：「這將會是十年來最賣座的電影。」我們幾個人面面相覷，覺得很懷疑。但是，他是對的。
席琳的專輯賣了幾千萬張，這對湯米來說很重要，因為這代表，另一位他所培養並捧紅的女歌手，唱片的銷售量能夠超越瑪麗亞。能夠複製他在瑪麗亞身上看到的成功，對湯米來說，真的很重要。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