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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預測今明兩年美國GDP成長率將從2017年的2.3%加快至2.8%左右,通膨率也將加速攀升。
今年美聯準會將升息四次(此前預測為三次),2019年將升息三次(此前預測為兩次),到2019年底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亦僅會略高於3%。
近期全球股市頗不平靜。繼股市連續404天未出現5%以上的跌幅,並創下自1950年代以來歷時最長的上漲行情之後,2月初的暴跌讓市場有些措手不及。然而就在創下2016年單週最差表現之後,市場隨即反彈並創出2015年以來的最佳週線表現,截至目前全球股市與歷史高點僅距5%。
市場波動最劇烈的時期可能已經過去,過高的多頭部位也得到調整。然而,2017年的絕佳市場環境很可能已成過去,不確定性升高:通膨趨升且央行政策也趨於緊縮。所幸,重要的利多因素並未改變,經濟仍然以高於趨勢水準的速度成長、利率從低點緩步走高、企業獲利仍然呈現上升。
市場反彈行情可望持續。投資者不應放棄投資,而是勇於承接風險。不過,在新動態之下,投資者應該更加深思熟慮,在極端波動性再現時,能夠有條不紊地規避風險。
2月初全球市場劇烈震盪之下,美國標普500指數從高點到低點暴跌11.5%,但這看起來像是多頭市場中的回檔修正,而不是由多翻空的開端。在長時間上漲之後,這樣大幅度的修正並不罕見,實際上自1940年以來曾出現過23次類似的多頭市回檔。而且,在以往波動率飆升(波動率指數VIX高於第90個百分位)之時,標普500指數在隨後12個月中有87%的時間出現上漲,回報率中位數達到22%。
雖然一些掛鉤VIX指數的投機性交易所衍生商品加劇了市場跌勢,然而對市場影響更深遠的因素還是投資者預期的改變,也就是對美國薪資成長和寬鬆的財政政策對於經濟、通膨以及美聯準會未來數月貨幣政策有何影響的預期有所調整。
瑞銀預測今明兩年美國GDP成長率將從2017年的2.3%加快至2.8%左右,通膨率也將加速攀升。美聯準會已將2018年底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預測上調至2.1%,這是聯準會最看重的通膨指標。雖然這顯著高於2017年全年1.5%的PCE通膨率,但是相比2016年的1.9%僅小幅上升,與美聯準會2%的通膨目標也相差無幾。目前瑞銀預測今年美聯準會將升息四次(此前預測為三次),2019年將升息三次(此前預測為兩次),到2019年底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亦僅會略高於3%。
今年亞洲GDP成長前景也相當樂觀。亞洲股市雖然也跟隨美國股市下跌,但亞洲債券與外匯市場在美國公債殖利率上升的衝擊之下屹立不倒。這反映出投資者對亞洲基本面仍充滿信心。今年亞洲的整體通膨率可能小升0.5–1%,預計本地區各央行將從第二季起緩步收緊貨幣政策。
基於全球企業盈餘成長將達到低雙位數的預期,我們維持對全球股票的加碼觀點,並建議投資者保持親風險立場。近期市場下跌之後全球股票本益比跌至17.7倍,低於30年均值18.3倍。這也是加倉新興市場頭寸的大好機會,強勁的全球成長、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美元貶值為新興市場資產帶來支持。
此外,雖然目前亞洲股票的本益比位於九年來高點(13.9倍),但與25.2倍的歷史高點相比低了近一半,而且考慮到預估盈利殖利率(earnings yield)與10年期政府債券平均殖利率之差(3.1%)遠高於以往市場見頂時的水準,當前的本益比估值依然合理。中國提出取消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雖然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但這也意味著現行政策將延續。短期內,有利的經濟環境與結構性改革將繼續支持中國股票。就亞洲其他市場而言,在當前市況下,印尼和泰國股票應該會有不錯的表現。
雖然2018年風險資產的前景看好,但隨著市場調整對美國通膨和美聯準會貨幣政策的預期,投資者也應該為日益變化的環境做好準備。投資者可買入標普500指數的10%價外看跌選擇權,以期在波動率飆漲時提供避險。當市場焦點轉向擔憂通膨升高以及貨幣政策收緊時,此類選擇權操作有助於提高投資組合的穩定性。
另一個辦法是買入日圓並賣出紐西蘭幣。我們認為目前日圓被低估,鑒於日本的核心通膨終於開始上行,一旦日本央行發出貨幣政策正常化的信號(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日圓可望大幅走高。此外,日圓通常也能在市場動盪時表現不俗,因此被視為避險貨幣。而在紐西蘭國內經濟表現不佳之際,紐幣表現料將落後於其他10國集團(G10)貨幣。與此同時,10年期美債殖利率在過去5個月來上升80個基點,我們認為短期內殖利率漲勢已盡。基於10年期美債殖利率在年底不會高於3%的預期,我們認為這是買入美債的好時機,不僅可獲得額外收益(阿爾法),而且有助於對極端地緣政治風險事件避險。
除了波動性上升外,美元走軟也可能是2018年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儘管經濟成長穩健且美聯準會穩步升息,但美國的經常帳和財政雙赤字仍在不斷擴大,到2019年這兩類赤字占美國GDP的比重將分別攀升至3.1%和5.3%,美元兌其他多數貨幣(包括亞洲貨幣)的匯率將因此而受到衝擊。投資者可採取買入新幣並賣出美元的策略,由於新加坡實行貿易加權匯率機制,該機制可望受益於美元貶值趨勢。隨著國內經濟復甦,預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將在今年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此外,投資者還可以買入歐元/美元來獲利於美元疲軟。歐洲央行結束量化寬鬆以及歐元區經濟走強,繼續為歐元帶來有力支持。
總之,投資者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待市場新動態,既可視之為機會,也可視之為威脅。而我們認為機會更大一些,並認為保持親風險立場,同時進行適當避險,是在瑞犬之年取得投資佳績的最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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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於本月初北京召開,目前仍在進行中。前者主要涉及政治和經濟議題,後者將確定未來一年政府的政策重點、改革議程、預算以及國家最高領導層人事安排等。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上做政府工作報告,確定2018年政策重點與長期改革藍圖。
2018 年經濟成長目標定在“6.5%左右”,與2017年相同。中國總理李克強沒有提及“實際增速有可能更高”,表明政府有意淡化GDP 增長目標,而對增長有序放緩持更為容忍的態度。我們預期,在房地產市場降溫、基建投資趨緩、去槓桿持續推進的大環境下,今年中國GDP 將增長6.6%,低於2017 年的6.9%。
財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目標從2017 年的3%(實際為3.7%)下調至2.6%。與此同時,2018 年計畫發行1.35 兆元地方專項債券,主要用於支持在建項目,而2017 年此項預算為8000 億人民幣。此外,政府工作報告還強調要約束地方政府透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以及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等方式形成的隱性債務。這表明在經濟成長放緩之際,積極的財政政策將繼續提供緩衝,同時將強化對地方政府表外債務的監督和防控。政府工作報告中還表示將進一步深化財稅改革,包括減稅8000 億元以支持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
防範風險是2018 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因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需力保經濟穩定。因此,去槓桿和強監管也將繼續推進,以防範系統化風險。
政府工作報告多年來首次未設 M2 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目標,但報告確實指出增速應“基本與 2017 年實際值持平”,這意味著M2 和社會融資總量的預期增速分別在 8.2%和 12%左右。我們認為,這體現出政府致力於在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與持續去槓桿之間尋求平衡。2018 年消費者價格通膨(CPI)目標連續第三年設在 3%。在食品價格高企且服務成本上升之際,我們預測今年CPI 通膨率將從 2017 年的 1.6%上升至 2.7%。
“宏觀槓桿率”目標,亦即債務總額占GDP 的比重,首次被列入政府工作報告中,並提出該指標將保持基本穩定。報告還呼籲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帶領下,建立精簡高效的監管框架。監管強化措施已經從傳統金融機構擴展至互聯網金融和實體經濟。
政府公佈了一系列進一步開放市場的措施,包括:1)進一步開放製造業,並開始開放電信、醫療保健、教育和新能源汽車行業;2)放寬或取消金融領域的外資持股限制,涵蓋銀行、證券、期貨和資產管理;3)對境外投資者在中國境內取得的利潤用於再投資給予遞延納稅政策;4)降低汽車和某些消費品的進口關稅;5)在全國建立更多的自由貿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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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一般每週工作35小時,瑞士人也一樣。在希臘,每人每週工作42小時,美國工作38小時,墨西哥43小時,韓國則是近44個小時。這是否意味著韓國人最勤奮?並不盡然。
工作時間長短並非很好的經濟指標。更重要的在於員工在工作時的努力程度。工作時間雖長,但中途離開喝個長長的下午茶或者是花好幾個小時上網,對產值可能也不會有太多貢獻 。工作時間雖較短,但專注認真,則可能創造更高的產值。
一個人的努力程度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生產率”。生產率是衡量勞工所創造經濟價值的一個指標。生產率與勞工的技能有關,工作熟練程度高的工人在同樣的工作時間內可以創造更多的產值。生產率也會因勞工所使用工具的品質而受影響,比如,電腦不能正常運作,使得員工必需花上一整天的時間與IT維修人員溝通,就無法創造什麼產值。生產率還受到工作態度的影響,積極主動的勞工會比態度消極的勞工能創造更多價值。
生產率很難衡量,而且,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和服務業改變了“產出”的樣態,要衡量生產率變得更加難困難。一位經濟學家能有多少產出價值?很顯然,這幾乎不能用價格來衡量,也很難用準確的數字來表達。經濟學家每日工時怎麼計算?只計算朝九晚五的八小時?在家裡思考花費的時間算不算?儘管這些時間不在正規的上班時間內,對工作產出當然也有貢獻。在團隊工作的環境中,勞工的生產率還取決於其他同事。
儘管如此,勞工工作的努力程度對投資者而言仍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指標。如果一家公司給員工加薪5%,而員工的努力程度提高10%,那麼該公司將能賺到更多的錢,也就是說勞工工作更努力能創造更多的利潤。隨著全球勞動力市場日趨緊張,勞工是否更努力工作變得益發重要,因為這決定著利潤和通膨壓力。利潤對於股票價格至關重要,而通膨壓力會影響到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以及債券市場。
一般而言,充斥著怠惰員工的企業難以生存。勞工工作不夠努力,通常會造成極高成本,會侵蝕企業利潤。過去十年的超低利率可能給效率不彰的企業帶來喘息的機會。經合組織(OECD)對大中型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低利率讓更多低效、無法盈利的企業勉強維持。而在正常的利率週期時,這種企業將更快被淘汰。
低效而無法盈利卻勉強維持的企業會拉低平均生產率。這也意味著平均生產率在衡量優秀企業職工的努力程度時會失真。經合組織經濟學家發現,經濟體系中所有行業的先進與落後企業之間都存在生產率差距。先進企業的生產率極為優秀,而落後企業則非常平庸。2001年以來,製造業前5%的企業的生產率增速幾乎是其餘企業的五倍。
這意味著什麼?這說明衡量勞工努力程度的平均生產率對投資者的作用變得越來越低。投資於真正好公司的投資者應該會發現,這些企業的勞工工作更加努力,企業利潤也更高。真正優秀的企業加薪並不一定會導致更高的價格通膨,因為辛勤勞動抵消了薪資上漲。
相反,在低利率環境下,投資者可能會輕忽落後企業背後潛藏的問題。僅看平均生產率,將會低估勞工怠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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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這波美元反彈機會!瑞銀認為此次美元反彈是獲利了結引起,而不是基本面改變。亞太地區GDP成長穩健及美國雙赤字擴大,也同步預示美元兌亞太貨幣中期仍呈結構性弱勢。
繼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間平均大漲4.3%之後,亞太貨幣兌美元近幾週出現回落。對美國通膨上升可能導致美聯準會加快收緊銀根腳步的擔憂,促使投資人在股票及外匯市場獲利了結。不過,整體來看,這次大跌是在亞洲貨幣以及全球股市自11月以來大幅上漲後發生的,因此,我們將近期市場走勢視為是獲利回吐而不是市場的基本面改變。
我們認為,投資者不應過度聚焦在近期外匯市場的“亂流”。原因有三,首先,近期美國通膨和薪資成長數據與我們認為今年美國通膨溫和上升至2.4%的觀點一致。我們認為,通膨進一步超調的風險有限。其次,溫和的通膨趨勢不至於導致美聯準會加快每季升息一次的步調,這也與我們的基準預測一致。最後,強勁的全球成長環境仍然有利於亞太貨幣。大多數亞洲央行的貨幣政策已經轉向收緊(或更鷹派)的立場,這為亞太貨幣帶來支持。
在此背景下,我們認為市場可能過度擔心美聯準會對近期薪資和通膨成長加速的反應。事實上,舊金山聯邦準備銀行主席威廉斯(John Williams)於2月8日表示,美聯準會不會對正面的經濟訊息過度反應,並會堅持其“穩定和緩步”的升息計畫。
他同時對1月平均時薪成長2.9%作出評論,稱“我不認為這是通膨成長正快過預期的跡象”,並補充說,在通膨率為2%的穩健經濟環境中,薪資按年成長率可達3–3.5%。
此外,亞太地區的成長前景短期內仍然利好,中國進一步持穩,且本地區未有任何明顯的失衡現象。這使得亞太地區在未來幾個月內能夠抵禦美國利率走高。外匯準備的穩定累積反映了此地區國際收支穩健。因此,由於我們預期全球股市將恢復平靜,焦點將重回穩健的企業盈餘前景上,避險情緒所引發的美元反彈應不至於延續太久。
對於持有美元的投資者而言,我們認為近期美元回升是增加亞洲貨幣頭寸的機會,且新加坡幣可作為看好亞洲貨幣強勢的替代投資標的。而投資組合中持有以美元計價資產的非美元投資者,則建議利用這波美元反彈來對美元未來的疲勢避險。
在我們的亞洲相對價值外匯策略中,我們繼續作多印度盧比/印尼盾以及作多韓圜,但是以新加坡幣 / 菲律賓披索多頭部位取代原有的馬幣/ 菲律賓披索多頭部位。我們看好作多印度盧比並作空印尼盾,因在成長強勁回升之際前者將受益於資本流入增加,而後者則受限於礦物燃料價格前景疲軟(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占印尼出口的21%)以及印尼央行持續的外匯干預。我們看好作多韓圜,因為美元疲弱時通常能夠跑贏大盤,同時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緩和也有益於韓圜。最後,我們以作多新加坡幣替代作多馬幣,但維持菲律賓披索空頭部位不變,因為菲律賓的國際收支情況持續惡化。我們還獲利了結馬幣的漲勢,因為在近幾個月強勁升值後,馬幣的風險回報已趨於平衡。另一方面,新加坡幣近期下跌之後,作多該貨幣的風險回報吸引力顯現。由於我們預期新加坡金管局政策在今年稍晚轉為支持新加坡幣名目有效匯率(NEER)升值,至2018年底時,新加坡幣兌美元有望朝1.27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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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家族企業」,你首先聯想到的是什麼?傳子不傳賢,接班人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重視家族成員勝過專業經理人,外人未必能進入決策核心?
無論你的第一印象為何,不可否認的,家族企業堪稱歷史最悠久的企業形態。根據統計,全球的一流企業中,高達七成皆為家族企業。以台灣的上市櫃企業而言,家族企業也占約七成比例。
過去二十多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全球家族企業中心教授蒂妮絲(Denise H. Kenyon-Rouvinez)投入東、西方家族企業的研究,被譽為該領域的權威。她篤信,家族企業是世界上最好的商業模式之一。
蒂妮絲教授本月初應邀來台,在瑞士銀行專為台灣家族企業第二代所舉辦的私人論壇中指出,「一般企業追求績效與獲利,看重專業經理人的技能,而且為了提振績效,有時會蓄意營造內部成員間的競爭關係。家族企業則不然,成員之間更注重情感的連結、人際關係的和諧,向心力相對高,進行人事布局時,往往優先考量該人才的價值觀是否符合企業文化與長期願景,技能則次之。」 「一般人經常把接班議題視為家族成員與專業經理人之間的對立,彷彿家族成員不可能成為專業人士一樣。其實許多家族企業成員能力出眾,才華耀眼,讓企業永續經營的動機也夠強烈,是接班的不二人選。」
儘管如此,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研究也發現,全球僅五%到八%家族企業可以順利傳承到第三代。由此可見,對多數企業而言,「富不過三代」仍是一道不易破除的金箍咒。
如果我們說,對台灣而言,「家族傳承」更刻不容緩,甚至是足以動搖國本的國安議題,絲毫不為過。
在台灣的經濟發展路途中,中小企業位居要津,貢獻顯著,其家族企業色彩普遍濃厚。如今,篳路藍縷的第一代走過經濟奇蹟,但目前仍有將近四分之三企業是由第一代經營,平均年齡高達六十二歲,高於中國的四十七歲,為華人世界中最老的。
近年來,台灣的企業主愈發強烈意識到:接班的準備是「長期抗戰」項目,而且天有不測風雲,萬一突然發生變數,傳承規劃是否做得夠早、夠充分,攸關該企業是否得以永續經營。
身為全球第一大私人財富管理機構,瑞士銀行多年來致力於「家族企業與財富傳承」服務,為不少海內外知名企業主進行量身訂做的規劃,近期也吸引愈來愈多台灣企業主加入,目前在國內,瑞士銀行積極推廣的傳承規劃模式是建構包括家族信託、家族憲章與家族辦公室(即「家族傳承三個支柱」)的模式,結合保障家族股權及財富不散失的家族信託、擘劃家族永續發展及家族治理機制的家族憲章、以及推動家族凝聚共識及培養企業接班人等任務的家族辦公室,可以幫助企業主實現「企業永傳承、家族少紛爭」的理想,已有不少台灣企業主已採用此「家族傳承三個支柱」模式。
不過,家族企業的接班,從來就沒有一體適用的方程式,仍視個案而異。舉例說,倘若下一代無意接班,是否有「立賢」(非家族成員)的選項?這時就涉及所有權、經營權分離的規劃議題。所以,直接向專家諮詢,尋求協助,方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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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金融市場進入更為動蕩的時期,投資人和財富管理機構都需要加倍努力才能獲得回報,但我看到的跡象卻顯示許多投資人仍未做好準備。
金融市場近年來一直待投資者不薄,同時眷顧財富管理產業;根據凱捷諮詢公司(Capgemini)調查顯示,自2012年底以來,全球高淨值人士數量已經增長了38%,瑞銀的潛在客戶群呈現增長,旗下的總管理資產也從2012年底的1.6兆瑞士法郎,增加至2017年底的2.3兆瑞士法郎。
但隨著經濟循環週期正進入尾聲,美國、日本和英國的失業率目前處於週期性低點。各國央行預期今年年底前將首次從全球經濟中撤回流動資金,此舉為十年來首見。而保護主義和其他各種地緣政治威脅也對全球經濟成長帶來風險。
就個人和家庭而言,掌握全球思維、長期觀點和體認個人差異,對於世代保護並增加財富至關重要。
首先在全球思維方面,從2009年初以來的數據來看,全球股票的報酬率和所有其他主要市場相比若非更勝一籌,至少也是並駕齊驅。此外,其波動性較低、下跌幅度較小,日均下跌幅度也低於所有其他主要市場(請見下表)。表示同期投資瑞士、中國或德國市場的投資人需耗費10年的時間才能讓財富增長一倍,但對於承受相同風險水準的全球多元化投資人而言,只需要6年便能將財富增長一倍。

然而,不少投資者仍然傾向本土市場投資。舉例而言,儘管面對潛在績效損失和較高風險,我們54%的瑞士客戶中(屬於主動型投資人)仍將逾一半的資產投資在瑞士企業上(數據來自瑞銀全球財富管理)。在許多案例中,原因僅是對於本地市場感覺較為熟悉。像瑞銀的財富管理機構,需要幫助客戶更容易進行全球化的投資,同時也需要更努力說明這樣的佈局為何有助於提高收益並降低風險。
第二點是長遠思維,當經濟循環週期不明朗的時候,投資者可能會嘗試擇時進場。然而,多頭市場最後一年的平均報酬率為22%,第一年則為40%(瑞銀球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研究調查)。出場之後要在正確的時機點重新進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與機構投資人相比,散戶投資人具有獨特的優勢,像是持有非流動資產以換取額外報酬的能力,但若投資人不斷殺進殺出,就等於放棄了這些額外報酬。
我們的分析顯示,在過去10年內,短線操作的共同基金投資人相較於長期持有的投資人,平均每年績效落後0.9%,我們也觀察到自行操盤的投資人覺得自己很難做出公正而不帶情緒化的決定。 在過去五年中,當我們比較瑞士業務中心類似風險的投資組合時,自行操作投資組合的客戶中,只有14%的客戶績效優於將投資責任委託給投資組合經理人的客戶,而另外51%的此類投資人績效則顯著落後。從長遠來看,短線進出過於頻繁的投資人和鼓勵投資組合頻繁交易以賺取手續費的財富管理機構,所創造的績效都將落後於採取更具戰略性及長期考量的投資人。
第三點是體認個人差異,沒有兩個客戶是完全相同的。個人和家庭對風險持有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期望、限制條件、價值觀,以及個人情況。這些因素都需要個別深入了解,並在投資組合中納入考量。這不僅是符合監管要求或個人期望,也是有效財富管理不可或缺的組成元素。對其投資組合的行為模式和組成感到滿意的投資人,以及能看到他們的投資組合如何與個人目標和價值保持一致的投資人,將更有可能維持必要的耐心以獲得長期回報,同時較不可能在波動幅度較大的投資期間出現恐慌性拋售、認賠殺出或放棄潛在收益。
整體而言,當市場處於波動期間,投資人任由短線主義和情緒化風險主導決策時,投資顧問與投資人是否能夠徹底了解每一項決策背後的獨特環境,並且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建議,做出真正符合客戶最大利益的決策格外重要。全球化的思維與投資、抱持長遠思維,以及審慎考慮個人目標和需求,仍然是成功的關鍵,無論對投資人或是支持他們的財富管理機構而言,這個道理都將長久不變。
(瑞銀財富管理2017年獲Scorpio全球私人銀行基準報告評為全球頂尖財富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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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文,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 (CIO)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每年6月為非異性戀群體(經常被稱為LGBT或LGBTQ)的「自豪月」,一系列反歧視活動在此期間舉行。從經濟層面來看,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據金賽(Kinsey)研究估計,大約有10%的人屬於非異性戀(LGBT群體)。美國蓋洛普(Gallup)調查報告稱,4.5%的成年人確認為LGBT。這份調查還指出,8.1%的千禧世代認為自己是LGBT。這兩項數據在近年來都有所升高。
有關非異性戀勞動人口的數據不多,很多身處職場的LGBT人士並不為人所知。對LGBT員工有偏見或存在偏見文化的企業,創造的利潤不及它本應該達到的水準。對LGBT人群有偏見或存在偏見文化的社會,生活水準也較低。總而言之,偏見是不好的。
LGBT平權體現了偏見經濟學。當一個人、一個企業或一個社會從非理性的角度來做出選擇時,偏見就會產生。僅僅因為某人是LGBT就區別對待之是非理性的,因為性取向並不影響其工作效率與績效。
所有偏見都對經濟不利。種族、性別以及殘障偏見通常都顯而易見,女性不必提醒同事她是個女性。
然而LGBT人群卻往往不為人知。LGBT員工可以選擇沉默或告訴同事自己的身份(「出櫃」)。這導致LGBT偏見有著不同的經濟模式。一名LGBT雇員為避免成為偏見的靶子,可能會在工作場所撒謊,而謊言可能會造成經濟損失。但如果選擇「出櫃」,又可能會受到別人的偏見。
對LGBT身份保持沉默並不能阻止偏見導致經濟損失。鼓勵員工撒謊的企業不是理想的工作場所,欺騙文化大行其道的企業也不是良好的生意夥伴。在工作場所費盡心思謹言慎行(比如稱配偶為「夥伴」而不是「丈夫」或「妻子」)的LGBT人士總是面臨心理壓力,而壓力讓人的工作效率下降。
同樣重要的是,並未選擇「出櫃」的LGBT人士依然會成為偏見的靶子。在一定程度上LGBT人士被視為「二等公民」,這讓沒有「出櫃」的LGBT員工受到傷害。
有偏見的公司可能會雇傭不合適的人來填補崗位空缺,比如,這種公司可能不會提拔工作最出色的LGBT員工,故意不聘用最佳人選的公司注定不會實現利潤最大化。
調查資料顯示,絕大部分LGBT人士在找工作時會考慮企業的LGBT政策。因此,對LGBT人群有偏見的企業,人才選拔的範圍會縮小。這對於偏見企業來說無異於雙重衝擊:一方面,自己的人才池子縮小;另一方面,無偏見的競爭對手的可用人才增加。
如果一家企業對LGBT人群有偏見,它可能會發現聘用最優秀的非LGBT員工也很難。非LGBT人士可能不願意為價值觀與自己不同的企業工作。世界觀調查顯示,年輕一代對於LGBT人群的偏見要少得多,對LGBT員工有偏見的企業可能越來越難以吸引年輕人。
有可能受到其它偏見的員工可能會擔心「我也許就是下一個」。他們可能就此不去應聘對LGBT人士有偏見的公司,即便自己不是LGBT。
如果企業不能善用LGBT人士的技能,整個經濟的生產率將會下降。然而,即便企業自身對LGBT群體沒有偏見,社會上歧視LGBT的態度依然會使企業受損。
像瑞銀集團這樣的全球化公司總是樂於讓最優秀的員工去擔任最適合他的工作。然而,社會對LGBT群體的偏見卻為此帶來阻礙。一家全球化公司很難將員工派往視LGBT人士為「二等公民」的國家,或者不承認非異性戀婚姻的國家,公司不可能派遣員工到有可能扣押他們的孩子、監禁甚至殺害他們的國家去上班。
人們本來可以去最能施展自身才華的地方工作,卻因偏見而無法做到,這會對經濟造成損害。存在各種偏見的國家通常也缺乏競爭力。妨礙企業聘用最優秀人才的國家可能無法吸引企業的投資。有報導稱,是否具備人盡其才的環境是吸引外商投資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考量因素。
世界經濟的高附加值行業需要依賴高技能員工。歧視LGBT人群的國家可能會妨礙企業聘用最優秀的員工,因此這種國家的高附加值企業可能偏少。而即便這些國家確實存在高附加值企業,其競爭力也不如在偏見較少的國家的同類公司。
全球經濟即將經歷巨大的結構性變化,即經濟學家所謂的「工業革命」。靈活性與各盡所能至關重要。而如果對LGBT人群存在偏見,意味著靈活性欠缺,丟掉了一個公司或一個國家最具價值的精華所在:人類潛能。這些帶有偏見的企業和國家在經濟變革的大潮中無異於自斷其臂,失敗將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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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健洲 Edmund Koh
全球正面臨永續性的挑戰,任何國家都不能在醫療保健、學校教育和基礎設施上免於貧困、飢餓及環境資源的匱乏。但在亞洲,儘管經濟在過去半個世紀有驚人的進展,但這些問題仍格外顯著。數百萬亞洲人在城市中依然吸著明顯污染的空氣、在令人不滿意的環境工作;儘管如此,數百萬投資人也看見亞洲的富庶,從潔淨能源、醫療到教育等領域提供出解決方案,都能帶來龐大的商機。
因此,亞洲人開始對永續投資感到興趣也就顯得理所當然,即透過永續發展為目標的投資以賺取吸引人的報酬。瑞銀針對全球百萬富翁的最新投資人觀察報告顯示,亞洲投資人對此領域的興趣至少和非亞洲同儕一致。在中國,60%的百萬富翁表示他們有進行永續投資,此比例在全球調查市場中是首屈一指的。而在香港和新加坡,85%的百萬富翁表示他們對永續投資感到興趣。
儘管亞洲存有廣泛的機會,但仍有令人擔憂的成長障礙。在中國,無採用永續投資的百萬富翁中,79%的人認為永續投資尚未足夠成熟。在新加坡,有79%的人對永續投資影響是否能衡量而感到顧慮,而71%的人擔心永續投資的回報率較低,且在香港,這個數據甚至更高。
有鑑於我們從投資人身上看到需求,我們認為現在正是亞洲該縮小永續投資差距、提供所需資金來解決亞洲的永續性問題了。
首先,亞洲和全球的金融機構必須透過建立永續投資的共同標準和定義以減少混淆。如果投資指的是股票或債券,那無論所在地點或背景如何,對其基本特性的爭論通常很少,但對永續投資而言卻並非如此。這點對那些會產生社會及環境影響力的投資更是如此,因為這類影響力的驗證或評估方式往往缺乏透明度。
其次,供應商應明確說明其永續投資如何產生與傳統等價物相似的報酬水平,以換取類似的風險水平。它們必須表現足夠的多樣性 - 跨地域、工業部門和(相關的)資產類別,也必須解釋為什麼他們的投資更具有競爭力。例如,透過進一步關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風險,或面對永續挑戰下帶來吸引人的投資機會。第三,基金經理人需在投資人所偏好的永續資產類別中提供更多產品。例如提供具吸引力的殖利率、具高信用評等與明確關注永續議題的開發銀行債券(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發行的債券)。儘管高評等債券相對缺乏永續投資的機會,但僅極少數基金為散戶投資人提供接觸此類投資的機會。在股票市場中,鮮少有資產管理機構可透過與企業的接觸並改變其對環保、永續和公司治理的實施做法,在整個投資組合當中持續產生可衡量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力。然而,投資人對這種影響力的需求是顯而易見的。
第四,財富管理機構必須適當地讓投資人接觸此類主題。財富管理諮詢服務可以幫助投資人理解術語,將那些能提供、不能提供透明性影響力的產品做出區分,找到有利可圖又符合其價值觀的投資,並將其納入整體的財務規劃中。如果未能採取適當方法,不論是向客戶推銷不合適的永續投資,或完全避開討論投資主題,最終都會讓各方感到失望。
作為全球和亞洲最大的財富管理機構,我們已採取諸多措施。不僅參與整個產業的永續投資標準制定計劃,也為私人投資者提供開發銀行債券的投資部位,我們有資金提供者能與企業接觸並發揮影響力,也有明確的策略來創造令人信服的永續投資報酬,而我們的顧問更能與客戶討論這些措施。
但永續投資的範圍實在太廣,永續發展的挑戰望之彌高,讓我們無法以過往的成績而感到志得意滿,更遑論能獨力完成。聯合國為2030年制定全球17個永續發展目標,其中最後一個目標涉及振興永續發展夥伴關係。藉著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與精神,現在正是讓亞洲投資人和機構加倍進行有利合作的最佳良機,讓世界在2030年之後變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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