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繳稅，錢卻只被少數政客掌握？政治系教授：台灣人習慣當選民，卻不懂當公民

作者：管婺媛

商周團隊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已有12位地方議員宣布將自己的配合款額度，撥出部份讓選區民眾直接提案、討論、動支，也就是響應近年在台灣興起的「參與式預算」。這會是配合款積弊多年的解方嗎？

「重點就是要盡可能讓更多公民參與，不要只是少部分人決定資源分配，否則又是走回傳統老路。」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總幹事王俊凱說。10月中旬，我們與他相約在該協會位於雲林縣斗六市一處悶熱的辦公室裡，談起如何改革議員配合款制度。

該協會成員僅四人，從去年開始，就向全縣49位縣議員發出邀請函，試圖說服他們挪出部分配合款額度，供村里民嘗試運作公民參與式預算。

苦苦等待下，只有2位議員回應，選了各自的小區域選區，交給王俊凱等人負責倡議。至於要提供多少配合款金額，則等真能促成村里民參與後，再來談定。

王俊凱與另外一位夥伴，花了半年時間，在彰化台西鄉台西村，挨家挨戶先拜訪100戶人家，初步彙整民眾關心議題、設計出問卷後，再繼續逐戶完成其餘900戶居民的意見。他認為，要做到這般「充分告知」，才能真正落實公民參與式預算的目的。

但，雲林縣議員李建志卻說，這種模式只有「有錢縣市才有本錢玩」，「雲林這個窮縣市，民代光是要幫農民爭取農水路修繕都忙不過了，哪有時間搞這些？」

確實，參與式預算做起來曠日費時，極需人力。但許多議員告訴我們配合款有其必要的最大理由，是「反映地方需求」，而參與式預算，正是最直接的「地方需求」反映。

現實上，王俊凱等人想藉此革除議員分配款陋習，第一，需要議員願意配合，其次，是地方村里代表願意耗力。但一般里長運用「里基層建設費」就可辦活動、向議員申請配合款就能修水溝，想換新模式的並不多。

但他仍抱著一絲希望，因為，不是沒有成功案例。

2015年，新店達觀里的公民參與式預算案就證實可行，由新北市議員陳儀君從1200萬元的配合款額度中，先撥60萬元供里民討論如何運用，歷經半年，在達觀里里長黃振宇奔走下，共有1300位達觀里民投票通過包括地下水位監測、山坡擋土牆、自來水管線維護三案。該里成為台灣首個推動參與式預算的里，也是相關公民團體、學界研究的指標案例。

「但直到現在，還是有同黨議員覺得我『破壞遊戲規則』，被當成豬頭啊，以前互相借（配合款）額度的議員好朋友，好像也變得不是好朋友了⋯」談起推動過程，陳儀君有點無奈。「我知道聽起來好像在唱高調啦，但我不想再走『預算我說了算』的老路了。」她認為，讓更多公民來幫她做資源分配，有機會解決民眾對施政無感的問題。

「經過那一次，雖然表面上里民沒有改變很多，但到底是在心裡留了一個印象，至少當時積極出來提案的人，都對社區公共事務有更多關心。」黃振宇說。

不過，我們也發現參與式預算推行以來的怪形怪狀。

場景來到台北市文湖國小，校園三面圍牆外的人行道上，佈滿四十張面對面的座椅。裝設不到半年，因為居民投訴椅子過多、使用率低，北市府決定在十月底拆除其中十六張椅子。

這是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力推公民參與式預算iVoting制度的其一案例。內湖區西康里長王興國當初提案的考量是：社區沒有公園，許多老人缺乏散步、休憩空間。去年他上網提出「西康長者話家常健走步道」一案，獲得3571票支持，於今年施作完工。

但，這片美意，不是所有居民都買帳。「確實里民有些意見，所以已經請議員跟新工處會勘，會拆掉16張⋯，但拆除的椅子是通用座椅，不會浪費預算，可以搬到其他處⋯⋯」王興國有點緊張的向我們解釋。

因為柯文哲帶頭喊出iVoting，讓公民參與式預算慢慢被各界重視，但施行狀況不一，成效也參差不齊。前述「裝了又拆」的案例，其實凸顯這個模式實行上的一大問題：在資訊未充分告知民眾的情況下，參與者少，提案者往往僅限於社區發展協會、里長等少數人。

目前，六都縣市政府均已主導推動公民參與式預算，但都在起步階段，也有地方官員急著「做業績」，拜託里長草率提案交差。但我們不必因噎廢食，反而需要更多的參與，才能促成良性改變。

同時，從議員配合款撥出部分金額做參與式預算，是少數議員試圖在「壞制度下做好事」，值得肯定，但其實，廢除配合款，更是正本清源之道。當然，也可考慮將現行配合款預算，全部改為公民參與式用途，推行一場大規模的草根民主實踐。

值此選舉時刻，我們特別想提醒，民主不只是選出首長、民代的投票活動罷了。「台灣人已經很習慣當『選民』，卻還不習慣當『公民』，」正如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陳俊宏所言，要透過由下而上的參與式預算來打破舊結構，「民眾對公共資源分配的合理性，還需要更多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