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處過程中，病家提出三百萬元賠償的要求。「你願不願意自己先賠償一半？」「我願意！」當院方詢問我的意願，我立即同意，創下當時馬偕醫院給予病人賠償的最高金額。

這不僅是對於自己不夠縝密的「懲罰」，也是出於對病家要終身照顧這個生病孩子的同理。直到現在，我仍常在網路上搜尋這個孩子母親的消息，想了解他們現在還好嗎……

所有打擊，都是檢視自我的最佳時刻

當然，許多不圓滿的醫療結果，並不是醫師真的沒有做好。即便過程中與病人同一陣線對抗疾病，同等地盡心盡力，然而，有的病家能夠感動，不會苛責；有些病家則會立即站到對立面，提出質疑。

我的經驗發現，過去許多醫療糾紛案當中，提出控告的家屬，常常是並沒有親自照顧病人的那個人，不知是否出於自責或愧疚，藉由控告醫師「討公道」的方式，希望有所彌補。

我自己印象深刻的便是一名子宮頸癌2A期的婦人，她是我花蓮的同鄉。當時在我的故鄉花蓮，很多人都知道有一個「馬偕婦產科的楊醫師」是花蓮人，大家熱心走告，因此我的門診裡，有很多遠自花蓮來的病人。

見到來自故里的同鄉，總讓我感到特別親切，也覺得深受家鄉人的信任，更是不敢稍有輕忽。雖然子宮頸癌第二期的平均五年存活率高達七成，算是治療效果不錯的癌症，但終究不是百分之百，醫師和病人都不希望遇到另外的「30%」，卻還是沒辦法全數躲過。

不幸地，這名同鄉的婦人正是那少數個案，很早就出現復發。一般初期復發的個案，都會以腰痠背痛來呈現，多半正是轉移到骨頭和肺部的表現；婦人卻一直在看骨科，延誤了許久才來看，不幸，確診果真是癌症復發並且已轉移。

不久，家屬提出控告。提告的是婦人的女兒，在婦人手術、門診追蹤時，她從未在醫院現身。我忍不住問：「妳難道不清楚，我對妳母親的照護多麼盡心盡力嗎？」這名女兒回答：「我聽我母親說了，但我要弄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沒有錯？」

這件事發生的前幾天，突然有名檢察官無預警地來到醫院查封病歷，當時我十分震撼，心裡更不免起疑，檢察官是否已有了仇醫的「心證」。後來在審訊時，因治療上沒有瑕疵，原告律師轉而指控：「醫師恐有竄改病歷。」檢察官當場駁斥：「病歷我第一時間即查封，沒有異議。」當然此案最後不起訴，我也才理解，原來檢察官看似不友善的行為，實際上卻是幫了我一個大忙。

所有打擊，都是考驗的時刻，更是檢視自己做法及初衷的最佳時刻。

我也從不隱飾自己曾發生過的「不良紀錄」，甚至常在對醫學生教學或演講時，提出來討論、分享，提醒後生晚輩不要重蹈前輩錯誤的足印。更是以自身的經驗，強調病歷詳實記載的重要性，「沒有記載在病歷上的事情，法律就視為不存在」，這是對病人負責，也是保護醫師自己。